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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已然:被遗忘的民谣歌手和他失落的三十年

发布日期:2021-11-16 17:45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赵已然身前受到很多音乐人的尊敬,“听歌不识赵已然,听遍民谣也枉然”。音乐人张玮玮说,“没有一个人能唱得像他那么摄人心魂。”但这些年,赵已然一个人生活在北京郊区,被人遗忘了。他的歌始终在小范围内流传。

  赵已然有自己的理想世界,在失落的岁月里,他怀念八十年代,在时代的遽变中,他选择退出,他质疑新的文明、科技、商业规则,也让自己一贫如洗,最终摧残了他的身体,而他心中的纯真年代早已成为历史。但另一方面,他的颓废、执拗、坦白,也是他的歌声如此动人的原因。

  面对现实的溃败,音乐是赵已然唯一的寄托。他曾在日记中写道,“要让那些善良的人知道:有那样一种充满苦难也充满灿烂阳光的声音。那个声音必须是真实的、善良的、美好的。如果有一天我终于要以卖唱为生,那么,这两句话应该是座右铭。”

  事情是照顾赵已然的回族大姐发现的。9月29日,她在三亚那间清真寺旁的小屋做好晚饭,看他吃完,睡下,就回家了。结果他再也没有醒来。他是在睡下不久后翻身时导致了窒息。

  在赵已然去世前四天,一位曾照顾过他的女孩收到他的信息,只有一句,“来救我” 。6月,livehouse主理人张锦灿收到赵已然的一张自拍,照片里的人形容枯槁,开始诉苦,说自己天天中暑,也没人给煎药,他希望张锦灿能帮他在广州寻位老中医。张锦灿四处打听,陷入难题,一个三个器官衰竭的病人,怎么去另一个城市看中医?

  近些年,赵已然活在身体带来的折磨中。他变得很怕风,窗户上有树影子在摇,他觉得那也是风。去年,他在北京的家里暖气只停了两个月,到9月,又烧上了。哪有风啊?朋友们疑惑。有一阵,他来大理,野孩子乐队给他租了房,他待不住,说透风。他搬了很多次家,想找一个能待住的地方。因为生病,他的吸氧能力弱,为了更好的空气质量,他从北京避到三亚。到去世前一天,赵已然还在计划搬家。

  三亚那边的人第一时间把消息告诉了痛仰乐队的主唱高虎——赵已然在那的房子是高虎给租的。高虎和几个老朋友跑到音乐人张玮玮家,他们走到阳台上,从中午坐到天黑,反复听赵已然的歌。张玮玮心里难受得要死,“录音质量真是不行啊,录下来的也不是他唱得最好的状态。”在他的记忆里,曾经有一种无以伦比的现场——在演出后的酒桌上,赵已然抱着吉他给朋友们唱歌,“没有一个人能唱得像他那么摄人心魂。”

  步入中年的张玮玮早已戒烟戒酒,那一天,他从家里翻找出几瓶存酒,点了好多烟。

  接到张玮玮的电话时,音乐人宋雨喆正驱车去山里,准备新歌的录音。听完电话,他把车停在路边,缓了一会才定住神。有一阵,宋雨喆总感到,自己可以在某个关头救他,“但也许是我的错觉,我辜负了这点。”2007迷笛民谣舞台 摄影/邱小孩

  在主流的音乐史里,赵已然不是个显眼的名字,但在摇滚圈,他享有特别的尊敬。那些知名乐手都称他“赵老大”。赵已然是西北人,1963年出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,1985年,大学毕业后,他开始了一种非职业歌手的江湖走穴生涯,在夜总会、迪厅唱歌,办舞会。80年代末,他来到北京,赶上了中国摇滚乐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,除了唱歌,他也在很多乐队担任鼓手。但是,最让人难忘的始终是他的歌声。你只有亲耳听到,才能明白那种魔力是什么。很多个演出结束后的深夜,人们围坐起来,开始吆喝“老大”唱歌,就好像一个隐匿的高手终于登台了。

  现在回头看,那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璀璨的时刻。后来,朋友们不再年轻,或者离开北京,或者成家立业,过着安稳的生活,而赵已然则一直独居在北京郊区的平房,似乎被人遗忘了。

  在网络搜索赵已然,你会发现他只出过一张现场录音专辑《活在1988》,唱的是经典流行歌曲,但在赵已然的演绎下,这些歌曲被赋予强烈的情感,像要穿透你。

  赵已然长了一张皱缩的苦脸,头发像草一样炸开,他的声音是从他的身体里长出来的,有人说,那是粗糙的、老树皮一样的嘶吼,“唱到低音你甚至能听到痰在他被烟熏黑的喉咙里发出声响”。

  “他的断句方式特别厉害,因为他打过鼓,他是像老派鼓手那样去做拍子,他是把一个人的所有得失、成败、爱恨,全写在身上。”张玮玮说。

  在很多音乐人眼中,赵已然的歌唱,是民谣中的民谣。音乐人小河曾说,如果当制作人,他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赵已然。

  张玮玮说,赵已然是一个扎扎实实地在生活中唱歌的人,“他就在你眼前生根,把心里所有的善意、爱,他的失落、颓废,‘啪’就丢在你跟前。在那么一个颓丧的时刻,他把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的脆弱、失落连在一起,这就是民谣该有的样子。”

  张玮玮第一次听赵已然唱歌是1999年,赵已然36岁,张玮玮22岁,刚刚来到北京。那时他还很年轻,却听懂了赵已然的失落,有一回,听着听着,胸口有一股热流往上涌,张玮玮突然回过头抱住身后的一个男人。他知道那种沮丧是什么,也知道那种沮丧迟早会落在他自己身上。

  老大唱80、90年代的港台老歌,比如邓丽君、李宗盛,也唱《北京的金山上》、《枫叶红了》。

  他流传最广的一首歌,是《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》。他的歌迷唐拉拉后来把赵的版本发给这首歌的台湾作词人陈焕昌,对方沉默良久,对她说,这是他听过最好的版本,他想起了自己最初写这首歌的感受。

  赵已然很爱讲自己1992、1993年时南下走穴的经历。那时他游走于闽南安溪的酒店,歌舞厅里人背景鱼龙混杂,但都是他的粉丝,有一个在当地做小偷的小伙子,弃掉了自己的行当,来跟着赵已然弹琴。那两年,他挣了一百多万,“全被我随挣随花了”,他对朋友说。等他回到北京,又开始一贫如洗。

  赵已然唱歌前必须得喝酒。90年代初,在夜总会演出时,赵已然经常演着演着,抱着二锅头趴在军鼓上睡着了,“别人一脚把我踹醒,倒在地上”。

  2000年,赵已然在霍营的家像个摇滚沙龙,人通常在后半夜散了,宋雨喆凌晨起身回树村,醉醺醺骑上自行车,有时摔进沟里,有时跟清早的人起些口角。有一次,宋雨喆在台上“发疯”后,浑身是伤,演完,赵从台侧扑过来抱住他,他开始恸哭,赵嘿嘿笑着,“感觉在说傻小子,你禁得住折腾,就这么折腾吧。”

  “我们都认识痛苦,也知道旁人解决不了自己的痛苦。”宋雨喆说。2012年3月3日,“蓝溪”酒吧,

  张玮玮会想起老大的悲剧爱情——90年代末,赵有个女朋友,一个像国画上走下来的美丽女人,有一次,她胳膊被大片烫伤,可能是被平房取暖炉子烫的。他知道赵那时的痛楚,“那你说怎么办呢?一个老嬉皮,怎么能把人留在身边呢?你怎么给人提供一个安全的生活?”

  2002年,好友为老大张罗了一次个人专场,现场录音制成一张小样地下发售,名字被他定为《活在1988》。那张CD录得粗糙,老大本来不想公开发售,开始时他给它起名叫《反面教材》,后来有一次在“河”酒吧,他无意中听到有人问张玮玮,赵老大怎么样?玮玮说,那是我们的大哥,那个人,就没活过1988年!他后来说,“我一听,觉得真是啊,这么多年了,我真的没活过那一年”。

  赵已然怀念逝去的80年代,尽管已经很难说清他到底怀念80年代的什么。他曾在日记里写道:“我停在了那个轰轰烈烈、充满希望的80年代,我不愿意向前走,因为向前走会丢掉很多东西,而那些东西,是我骨子里喜欢的.......那时很穷,但快乐、充实......”

  乐评人张晓舟生于1971年。他记得1988年是自己第一次坐火车。在这趟去往北京的列车上,播着没完没了的流行歌和红歌。当时年轻人谈恋爱喜欢去香山赏红叶,思念一个女孩,就寄一片红叶。张晓舟最近听《枫叶红了》,冒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
  “但是,纯真年代,有很大程度是他自己美化出来的。”张晓舟说,这是他在赵已然身上看到的最具悲剧性的地方。“只不过大家都还有纯真,但这种纯真本身是有巨大的代价的。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。赵老大迷恋的,是一种情感的‘超稳定结构’——一切静水深流、和风细雨,他在这个安全地带里守护纯线年,无名高地酒吧,赵已然在弹琴间隙休息

  “我本该是一名化学教师,阴差阳错,不幸做了鼓手。十多年来,不求上进,碌碌无为,混迹于狭小的地下音乐王国.......

  后来,我慢慢变成了一个人。只有一双拖鞋、一只牙刷,住在了农村,且越搬越远。

  再后来,我笑得有些难看了,因为我越来越没钱。以至于常常被迫求告家人,艰难度日。

  有一天,我终于发现,磕不动了,再也垮不下去了。我头天让酒喝醉,吐了;第二天一早,酒还没醒,咣叽,又让茶给喝吐了。

  我一生热爱漂亮女人,痴情于不敢面对、不敢亵渎的漂亮女人,然而我自己却从没漂亮过,从没漂亮过一次。

  赵已然在北京沉寂的那些年里,朋友们都曾试图把赵已然往大舞台上拉,但相继落败。

  首先是帮他办专场,但用唱歌挣钱,对赵已然而言是负担。他早已不愿意像早年走穴时那样去唱歌了。张玮玮说:“他唱歌必须是在大家都非常松驰,心意相通的场地里,谁谁坐在这儿,谁谁坐在那儿……一看,全是我的小兄弟,开唱。他整个那一套,是没法在大舞台上去复制的。”

  “这本来是我的隐私。”赵已然曾谈到他的这份固执,唱歌的时候,“我所有东西都在里面——我的懦弱,我的悲哀,我的身体不好,我的掉头发,我的卑微,我的自得……我的好的坏的所有东西别人一眼都看到了,包括我做爱的时候的表情都让别人看见了——这个东西……至少是属于跟我特别近的人的。”

  2006年,张玮玮受唱片公司所托跟赵已然谈唱片。以他对老大的了解,不能把老大关在录音棚里录,“一定要找个山里,找来一帮老大喜欢的好朋友们陪他住着,让他在最舒服的状态下开始唱歌。当年披头士他们就这么录过。”

  地点都选好了,在安徽一间山脚下的空房子,他去跟老大聊,没成。隔了几天,一个朋友见了面就质问他,玮玮,你怎么变成这种人了?

  “那个时候的地下音乐圈都是这么看待商业的。其实也很合理,他们要如何突然面对一些过去从来未存在过的方式?那会儿反资本主义是摇滚青年血液里面的东西。”2006年底,张玮玮与赵已然。由于无名高地快歇业了,

  北京在发生剧烈的变化。2003年,张玮玮去了趟新疆,回来一看,原来“河”酒吧所在的地都没了,卖给了潘石屹,“河”酒吧曾是音乐圈的一个聚集地。2009年 ,三里屯南街从地图上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三里屯SOHO。“你说人怎么适应?你说怪谁?”

  许多公司都找赵已然出过唱片,但赵已然总觉得是阴谋。他觉得别人都想骗他,把他的东西拿到他不知道的世界里面,去赚很多钱。音乐只属于他一个人的领地。有的乐队去欧洲巡演,想找赵已然打鼓,他也去排练过,但总会为一些细小的不完美而放弃。2005年,他与张楚、谢天笑组了个“超级猴子”乐队,赵已然担任鼓手,一年后,他就离开了。

  宋雨喆说:“老大打鼓会把节奏赋予旋律起伏,他的耳朵好,所以鼓调的好听,击打音色也好,在踩镲和Ride上一些也有一些独特的花儿;他打鼓不但好听也好看,发力集中身体协调,跟他跳舞和兴高采烈时一样的。”也因此,“他后期可能没那么容易合作,因为他在思考,在快慢之间无规律的摆动,你甚至得不到持久恒定的驱动,因为他不是在给你伴奏,是在跟你交流。”

  哪怕是最亲近的朋友,也难以合作,小河想给他出录音室专辑,宋雨喆想和他一起组乐队,还想给他录鼓,人都带到棚里了,最后都没成。

  那写字呢?有人邀请他开专栏,也有出版社想出版他的日记,但最后,他都会在犹豫中放弃。他的一个歌迷王胜华曾给他做过豆瓣小站,有一天他突然使人把它清空了。2018年,有个记者对赵已然感兴趣,赵已然与其聊了8小时的天,到走的时候说,要不,这采访别写了吧。

  他拒绝的,是新世纪的一切。他不会坐公交车,看不懂地图、洗衣机、冰箱的说明书,电脑也弄坏了几台。“(科技)这是有违天道的”,他写下自己的忧虑,“它们拥有足以摧毁整个地球数十次的巨大能力。”

  虽然生存经常成问题,但他思考的却很少是生存问题。王胜华和他同住过,他说,每天早晨起来,赵已然就开始痛苦地思考信仰、哲学问题。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这样的人,王胜华的侄子10岁那年,见到赵已然,听到他反对现代化的言论,问王胜华,那他怎么还用手机呢?

  王胜华并不接受赵已然关于现代科技的见解,这让对方有一次气得快哭了。直到去年,赵已然才对他说,“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,没有精进心了。”

  十几年前,赵已然查出哮喘,没有治疗,继续颓靡的生活,抽烟、生活极不规律。他觉得自己落伍了,这种失落感一直折磨着他,2013年,他写道,“在北京的地下明星穿上短裤,歪戴棒球帽在舞台上把自己变成黑人的‘说唱’、‘硬核’时代,我却抄起一把琴,唱起了邓丽君。我为此痛苦极了,这个痛苦持续了几乎十年。”

  他也想干点什么。2007年,王胜华认识赵已然,每年都听到他有新的计划,但一个也没实现。有时候,他自己坐着,闭上眼睛,嘴里哼唱,开始想象一个乐队:这里进鼓,那里进手风琴,那里来小号。他一直在记日记,经常随手记在纸片上,记录了很多对艺术、生命、哲学的想法,更多时候,他在左右互搏。后来,很多纸片都丢失了,他为此非常伤心。

  除了音乐,他似乎什么都不在乎。没钱时,他饿肚子,有时连着三天,只每晚吃一包方便面。他觉得挣钱不重要,身体也不重要,“别人是卖艺不卖身,而我是卖身不卖艺。在我觉来,我的‘艺’——唱歌,那是我的魂,而身体则是辅助品,是可以随便消灭毁弃的东西。”

  2014年,赵已然诊断出慢阻肺,已是“急性加重期”,对这种病较为准确的形容是:捏住鼻子,用嘴巴含着一根吸管呼吸,吸气时,把吸管口子捏住一半,呼气时,把吸管口全部捏死。随着慢阻肺病程的发展,其他脏器会被累及。很多慢阻肺病人最后会走在医院,在一根气管插入身体后,慢慢吐尽剩余的生命。

  “谁都劝过他。”张玮玮说。后来,每当朋友们想劝一个人“再别‘燥’了”,就说,“你要接老大的班吗?”

  生病后,他拒绝西医治疗,同时积极寻找着传闻中的老中医——这是非常耗费能量的事。王胜华给他拍了个纪录片,片子开头,是一次最终未果的中医寻访。那是2020年5月,北京已经很热了,街上的人穿T恤,赵穿着羊毛衫与外套,上几级台阶,已经精疲力竭。

  不同的朋友曾去照顾过他。“但他很难陪。”2020年,为了疗养身体,他搬去三亚,酷暑天,他不开空调、不开电扇,不开窗户,去住的小兄弟第一天身上就起了痱子。到了病情后期,他的情绪越发难辨,王胜华陪了10天就跑了,“你去探望他一下没问题,但要你在那儿陪他,你可能不会去。”

  有次,王胜华打车陪他去城里看病,到了,赵已然先下车,王胜华在车上耽误了一会,司机回头问,这是你什么人呀?司机觉得,这人太让人压抑了。2021年初春,赵已然在三亚海边。轮椅上挂着他喜欢的馕,赵已然后来用这张图当了头像 摄影/崔弋鑫

  张晓舟说,赵老大不算一个反叛者。他是在意识到新旧两个时代不可调和的前提下,自己理性地放弃走进新时代。他认为,不用对赵已然过誉,就像不需要对海子过誉一样。“那个时代追求极致的纯粹,那是必然要失败的,这种失败有一种光荣,但我们也不能把这种光荣神圣化。举个例子,海子的骄傲和封闭,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,从农业文明到商业社会的转型期,在黎明前的黑暗,他把自己献祭出去——他仍然想把最后的农业文明留住。”

  张晓舟提起胡吗个,他出生于1973年,1999年胡吗个出了一张唱片,叫《人人都有个小板凳,我的不带入21世纪》,“赵老大何止是不带入,他是准备与他的小板凳唇齿相依,以至于小板凳最后长在了他的屁股上。”

  “但是,胡吗个自己很清醒啊,他换了别的方式走入21世纪,他后来是一个著名制片人。”

  今年10月,在赵已然老家银川的追思会上,许多老摇滚人都列席参加,张楚、杭盖、布衣乐队、超载乐队的乐手们聚在一起,给赵已然做了个演奏会。会上,赵已然的弟弟赵牧阳嘱咐大家,都不要哭。

  赵已然的父亲年近90,母亲年近80,赵已然是四个孩子中的长子。老父亲赵相如只站起来说出一句,“谢谢大家”,便不停地淌眼泪。

  赵相如是非物质文化遗产“中卫道情戏”传承人,在赵已然还是个13岁的娃娃时,就跟着他登台演出。赵相如前阵子查出肺癌,担心他挺不过今年,亲友们想瞒住老大去世的消息,但没拦住网上的新闻。自从老大走后,父亲性格变了,他不再像以前一样活跃健谈。

  父母疼惜这个从小最有音乐天分的长子,也一向给孩子们自由,这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。然而,这种自由生长之后也会在家庭内部带来压力。2014年,赵已然住在大妹妹家,这个51岁的孑然一身的大孩子又说想家了,父母希望他独立,不让他回去,妹妹便劝父母,“哥哥现在身体很不好。”那是2014年,赵已然的病还没有确诊,只是咳嗽不断。她记得,当她把母亲同意让他回家的消息告诉哥哥,“他特别高兴。”

  这股高兴一直延续到出发那天:一大早,他就开始洗漱、打扮,穿上小妹妹给他买的白底蓝花的衬衣,外面套一件风衣,哪怕那已经是夏季了。

  到家后,年迈的母亲给他做饭,照顾儿子的身体,但他常常忽然就闹起来。很快家里待不住了,他又决定去新疆埋沙子,一种把身体埋在日照得滚烫的沙子里,以“去身体寒气”的民间理疗,埋着埋着人就倒下了。医院直接安排他进 ICU,下了数次病危通知。抢救的那一晚,两个老人不敢合眼。得知医生准备给他切气管,刚度过危险期的赵已然从医院跑了。

  赵已然的大妹妹在厦门一所大学教汉语。“他没有办法安静下来。”妹妹说。她比哥哥小8岁,“家人很多时候很难承受他孩子似的心理带来的缠累。”

  1985年,赵已然从陕西师范大学的化学系毕业,从西安回到银川,被分到一个化肥厂的教育科工作,总共干了半年左右,辞了铁饭碗,跑去搞音乐,从此过上居无定所的生活。2001年,赵已然要买一套鼓,向妹妹借钱,那时妹妹刚到厦门工作不久,用自己的钱,再借了一笔钱打了过去。由于打钱时她多嘱咐了一句,敏感的大哥很快生气了。

  到2014年之前,妹妹一直都对哥哥怀有偏见,甚至觉得他是否精神不正常。“我不能理解我哥,是因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。” 2014年,赵已然来厦门。他们已经四五年没见了,在车站,赵已然的手机没电,她在车站到处找哥哥,远远看到哥哥那一头标志性的乱发,才认出是他。

  “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哥。”她哽咽道,“他太瘦了。”2007迷笛民谣舞台。上台前,老大唱了一会,喊了一句“鹰子!”(弟弟小名),赵牧阳在下面答应了一声,也上去了。

  最能理解赵已然的或许是弟弟赵牧阳。俩人都去了北京,都搞摇滚乐,兄弟俩被称为西北鼓王。两人上了岁数后越长越像,一样的肿眼泡、宽颧骨,同样反骨。赵牧阳在呼吸乐队、窦唯的做梦乐队、超载、苍狼,以及许巍的乐队等都打过鼓,在90年代,他参加的最后一个乐队是鲍家街33号,主唱是汪峰。

  2013年,凤凰边城音乐节,大雨倾覆,台上,赵已然闭着眼拨琴,那是音乐的前奏。随后,弟弟赵牧阳走上舞台,将雨衣奋力向前撑开,为哥哥遮雨。坐着的人唱《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》,大风吹得台上奋力的两个人都在飘摇,一同飘摇的还有台下流着泪的乐迷。这一视频后来在网上播放达数亿次。

  赵牧阳组建了家庭,有了孩子,兄弟两人近些年联系渐少,到赵已然走前两个月,两人忽然回到了过去的某种亲密——最后这一年,赵已然常常在微信上,向弟弟妹妹、父母道歉。

  赵已然担心父亲身体,今年一直很想回家,最后,两兄弟商量好,让弟弟先把父亲留住,哥哥说,他能够扛到10月份。牧阳说好,到10月份,我去接你。

  许多事,张玮玮想通了,包括自己对老大的无能为力。有朋友聊起,幸亏赵已然2014年从ICU跑了,否则可能挺不了这么多年。

  张玮玮一直记得,2000年初,在三里屯南街,赵已然是怎样穿着上个世纪的喇叭牛仔裤、尖头皮鞋,大摇大摆地朝他走过来的,“太帅了,他当时都40了!比我现在帅得多!”

  “我现在45岁,我活得也没有当时他那么开心。老大在我这个年纪,在酒吧里喝完酒,就对所有人说,来!跳舞!”他一跳舞,整个舞厅就旋转起来。

  在赵已然身体还算朗健时,总是以一张咧开的笑脸,成为人群中快乐的源泉。“有些人是20多岁就为70岁活了,而有的人只活在当下的,他要把生命的宽度超过所有人,老大要是过一种明智的生活——他的歌唱出来也就不是那样了。”张玮玮说。

  赵老大的生活是很多人没有尝试过的生活,包括张玮玮自己。好几个夏天,张玮玮在沉闷中度过,他想,那些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  2017年,常年在德国和北京两地跑的宋雨喆回到北京,给赵已然发信息,赵回复过来他的住处定位,“你有时间来看我吗?”那时宋雨喆已经签约了德国著名的世界音乐厂牌JARO。2010年,宋雨喆结婚,建立了稳定的家庭。

  在赵已然位于白庙的平房,他们吃了一顿羊肉,赵已然给他讲房子的改造计划,说想建一个排练室。后来,宋雨喆写了一首歌,叫《中午-给赵已然》。在歌里,他问老大,老大,还演不演了?老大说,我呢,就弄个舞会乐队。他又问,老大,冬天冷不冷?老大说,反正我就看星星,也不觉冷。

  在人生最后的几年,大部分时候,赵已然一个人待在院里,哪儿都不去。每天光吃三顿饭就是一件疲惫工程。夜晚孤独且漫长,晚上,他看星星,一直看到两点多才去睡。2007年,迷笛音乐节 摄影/邱小孩

  最近,张玮玮经常处在一种是否要继续袒露情感的挣扎中,在台上,他已经把自己的歌唱太多遍了。做演出,唱歌是职业要求,但每次都把自己暴露在台上,那种感觉像裸奔,“有时候你在上面掏心窝子,睁开眼,台底下有人打哈欠,有十几小节,我整个人就在台上崩塌了。”

  “所以,好多做音乐的人,到最后就是走上了‘表演’之路,兢兢业业地工作,也是光荣的劳动。”张玮玮说。

  现在,正式演出结束后,张玮玮也和朋友们唱老歌。前几周,他在乌镇连唱了两天老歌:“昨夜的星辰已坠落,消失在遥远的银河,想记起却又偏忘记。”

  这时,酒桌上的旧日时光就又回来了,那是赵已然还在唱歌的时光。每年的乌镇戏剧节,张玮玮跟老狼等朋友凑到一起,就唱《昨夜星辰》《枫叶红了》。最近,在温州,他与小河、万晓利、郭龙在台上,唱起“如今那树上的枫叶红了”,就像重新回到了世纪初的北京。